2023年3月7日上午，厉以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在此，特刊发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刘伟教授所著文章《深切悼念厉先生》，深切缅怀与致敬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建为经济学院，是改革开放后北大设立的第一个学院），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教。1985年到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

厉以宁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著述等身、潜心育人、桃李天下，以思想引领时代、以学术报效国家，为中国经济改革与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先生始作于1955年、扩展于1985年的这首词《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勇毅进取的创新精神、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厉先生学术思想的系统介绍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工作，我不去更多重复了，我想说的是厉先生在经济学领域涉及的学科范围之广，对各学科和学派认识之深，是少见的。我入大学读书期间，厉先生是在北大经济系外国经济思想史（含西方经济学）专业（教研室），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后来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比较经济史课程。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虽然有联系但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且要讲好都需要深厚的功力。厉先生的课在当时的北大是最受欢迎的课。待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课程，而且还曾给研究生主讲过《资本论》课程，都是最有吸引力的课堂，大跨度的融汇贯通，所以厉先生的课让我“听得来、学不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术情况了解不够充分深入，在大学的讲坛上，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没有规范的讲义，我们在读书时甚至还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用的是打印出来的专题性介绍材料，而整个社会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学习和了解的强烈需要。于是，陈岱孙、于光远等先生发起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邀请并集合全国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北京举办公开专题讲坛，就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主要流派设定不同专题，邀请在这一专题上有研究和教学造诣的学者主讲。其中厉先生主讲的题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跨度最大，涉及多学科的主题。这一系列讲座后来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共四个分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记得北大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这套讲座集对他及周边的同代人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有许多人把这一系列讲座及结集作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课程和教科书。后来，于光远先生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及此事，记得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分配主讲任务时，有些题目国内学者大多不了解，分配不下去，光远先生便强行派活，说：没有人认领的题目统统由厉以宁承担。除涉及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外，还涉及到诸如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多个分支领域，这既是厉先生在那个系列讲座中成为主讲最多的老师的直接原因，也是光远先生对当时年富力强的厉先生的学术信任。

“北大是常为新的”，这首先是建立在北大拥有一批具有思想创新引领的先生。厉先生在北大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厉先生曾获得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就是对其教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厉先生的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并不在于厉先生口才多么好，更不是“妙口生花”。厉先生讲课的语言中规中矩，甚至有时有点口吃，但由于厉先生的课有思想的魅力，所讲内容逻辑严谨、思想深邃、要领精到、引人思考，因而在课堂上的思想交汇令人神往。而思想性的基础则首先在于对已有知识的深入系统准确掌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独立的“批判”才真正有魅力，才能切实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我的77级同学何小锋教授曾同我谈起他之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本科期间对“劳务价值论”展开研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课堂上听了厉先生关于劳动价值论观点的讲授之后产生了新的想法，后来写成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厉先生关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不仅功力深厚，而且思想启迪性突出。比如，“英国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在大量的资料批判基础上，往往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弄清经济史和思想史过程。他在1964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学边疆学派的论文，对美国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弹性之所以较强的分析，我在近期写作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章时，仍由此获得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体系、观点等各方面全方位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厉先生在北大另辟新径，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记得开始是选修性质的公开课，教室在一教，由于事先对选修人数估计不足，结果多次更换教室，最后调整到一教二楼大阶梯教室。一位常年主讲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的教授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在当时还是很轰动的。来听课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校外许多学生和研究者，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也很关注，不仅预约了这部讲义的出版，而且在开设课程伊始，就委派了一位资深编辑随堂听课。厉先生请我和孙来祥老师作为助教，随堂听讲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答疑及教务工作，使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难得机会。后来我和孙来祥等还陪同厉先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受邀到各地去举办专题讲座。一块儿去的还有北大出版社的彭松建老师、海淀教育局的刘天申老师、当时刚留校任教不久的平新乔老师等。厉先生主讲，我们分别承担部分内容，印象里去过哈尔滨、青岛等。后来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我和孙来祥老师在厉先生指导下，根据厉先生的相关思想，由厉先生审定，编写了一本简编本教材，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和孙来祥联名写的关于厉先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文章（1988年)。在这一过程中，使我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从新的角度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对厉先生的睿智思想有了深切感受。

厉先生真的可以说是著述等身，除承担大量教学任务外，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多门课程，厉先生还兼任行政职务。开始是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后作为始创院长，把国民经济管理系发展为著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初期北大四院里的一间办公室（早年间是四院里锅炉间和水房）成长为北大校园里目前光华的一派气象，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厉先生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中的要职，也要占用许多时间。但厉先生总有新作不断，除学术论文外，持续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同厉先生在一起开会或与厉先生并何师母一同家庭聚会时，厉先生每每有新著送给大家。而且每次送我的新作，厉先生都端端正正写上“送刘伟、李庆华贤伉俪惠存”的字样，不能不让人惊叹。

我曾问过厉先生，哪有时间写下这么多著述？厉先生说他有诀窍，就是每天坚持写作，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而且大多是早晨起早写作，因为清晨脑子清楚，尤其是没人打扰，可以自己掌握。陪厉先生出外地讲学、调研，常常在早餐时，厉先生已经写完几页大稿纸了。他鼓励我不妨试试，天天坚持写点文字，哪怕千八百字，累日积月下来就很可观了。厉先生的诀窍和鼓励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虽难以坚持天天晨写，但的确养成了持之以恒地读书写作习惯，久而久之，每天不读或写点文字似乎对不起时光，有种欠债感和内疚感，因为前面有厉先生，高山仰止。

厉先生80大寿那年，学生们在一起为厉先生和何师母庆生，来的人很多，喜气洋洋的。记得我作为厉先生学生代表发表了祝词。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核心是祝福厉先生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祝词之后，厉先生同我说，他已做好了八十之后的学术研究写作安排，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已有基础了，准备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但至今未能完成的一些学术计划。我知道厉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后，长期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而当时北大经济系老系主任陈振汉先生因被打成右派也被停止了教学工作，安排在资料室。陈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史方面学术研究造诣极深，后来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曾修过他主讲的比较经济史学课程。据厉先生回忆，当时陈振汉先生曾给予他很有价值的指导，厉先生与陈先生后来（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合作出版过一部关于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工业区位演变史及理论进展。在那些年，厉先生积累不少资料，后来由于不断的运动，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正常的学术活动都被迫中断，厉先生一家也都去了北大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关于改革的研究又成为厉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所以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如愿。80岁之后再重新拾起来，不能不说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毅力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达成目标。令人惊叹的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厉先生关于经济史研究的多部系列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除《厉以宁经济史学论文集》外，多卷本的古希腊经济史、古罗马经济史等陆续发表，累计有几百万字，令人难以置信，真是老骥伏枥。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党和国家为表彰在改革开放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探索实践者，授予他们以“改革先锋”。厉先生荣获这一殊荣，当之无愧。厉先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效应，因而获得这一奖项。其实，厉先生以往的学术研究集中在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关注并不太多。改革开放伊始，厉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改革发展对经济理论创新的实践需求，毅然放下了自己以往的研究，把研究重点调整到中国改革开放现实问题上来，而且还动员并带动学术兴趣志向相同的一些学者，共同关注现实问题。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学者、光华管理学院曹凤岐教授曾同我谈起，厉先生当年动员他跟随厉先生一道开展关于股份制问题研究的经历，说如果没有厉先生当年的反复动员，他是不可能关注股份制及证券、股市、资本市场等问题研究的，更谈不上取得成就。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我读本科时的辅导员）刘文忻教授也曾同我谈到，厉先生当年动员她与厉先生一块儿开展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事情。厉先生自己曾经同我谈起过他之所以把学术兴趣和研究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现实问题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其实，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是有浓厚的重史薄今的风气的，当年厉先生能做出这种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关于史的研究一放就放到了80岁以后。可以说，厉先生把他学术生命中最成熟最具创造性的年华，奉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

厉先生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研究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观点，已为大家所熟悉。比如关于所有制改革较价格改革更具决定性的观点，关于推进股份制、改造国有制企业的观点，等等，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一是厉先生提出改革建议是以深厚的理论为基础的。我曾多次出席过厉先生参加、另有多位著名改革思想家一道展开的研讨会，厉先生的发言不仅观点清晰、毫无含混，而且对不同观点，特别是当时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者的观点，绝不盲从，而是有条有理的剖析其思想学术来源和历史动因，令人信服。二是厉先生的观点具有系统的逻辑根据，并不是碎片化的。记得有一年，广东经济出版社组织推荐影响中国经济的十部著作，厉先生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入选，厉先生自己也认为这部字数不长的著作最能代表他的改革思想。有关方面邀我写篇评论，我就此请教厉先生，为何是这部著作？厉先生告诉我说，非均衡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观点，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分析的是如果不改革，中国经济在体制上不具备趋于均衡收敛于均衡的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也不可能是简单地恢复价格自由竞争制度以达成均衡目标，而是要使体制上具有趋于均衡的可能，非均衡指的是体制性的刚性，中国的改革必须从非均衡的体制刚性现实出发，重点改变这种体制刚性才可能谈实现均衡目标。厉先生关于改革的观点、政策建议均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所以才有了厉先生的所有制改革而非价格改革是关键，股份制改革而非市场竞争秩序构建是根本等多种具有新意的改革思想。

厉先生对学生、对家人充满了爱心。厉先生的老人长期与厉先生一起生活，老少三代无论是住房条件还是收入水平都不宽余。早些年我们去厉先生家，看到厉先生和何师母对长辈恭敬孝顺，老人也感到舒心。有时去厉先生家，老奶奶也常与我们攀谈，说实话，方言口音挺重的，我大部分听不懂，但我能看到老人脸上洋溢的幸福。记得一次，厉先生当时还住在北大蔚秀园两室无厅的小单元房，有些老师已经分到中关村三室一厅的新房了，我去拜访时厉先生还没回来，老奶奶同我边谈边抱怨，大概意思是说房间小，新分配三室一厅单元房厉先生条件上还差一点轮不上（好像说是工资级别还差点儿），老少三代住在一起，厉先生看书写作都没有地方，苦了厉先生了，等等。对厉先生和何师母很是满意而且也还夹杂着替他们的委屈。

厉先生对何师母真的是好。年轻时热恋却又两地分居，厉先生的诗词选里，有早年写给何师母的诗词，挺浪漫的。后来由于常有机会与厉先生、何师母一同外出、一同聚会，看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体贴、相亲相爱，令人感动。印象里厉先生每次外出，何师母几乎都相伴左右，厉先生不放心何师母一人在家，何师母也不放心厉先生一人外出，两人从不分开。厉先生去世后的隔天，我和我爱人去看望何师母，我爱人和何老师相拥而泣，何师母反复说着：他走了，把我一个人丢下了。我们听着心里难过极了！

大约在1994年，厉先生和董辅礽先生共同发起，邀请部分学者组织了一个双月座谈会（近年改为季度座谈）。我记得开始时有樊纲、魏杰、李晓西、宋宁、朱善利、范恒山、韩志国、林志远等中青年学者，还有戴园晨、秦宣仁等稍年长的学者，后来又有江平、刘鸿儒、隆国强、邱晓华、杨再平、陈玉宇、周黎安、龚六堂、黄奇帆、林永生、程志强、张维迎等陆续加入。董先生去世之后，厉先生又邀请了高尚全先生参加并与他共同主持，厉先生和高先生最后一次主持这一座谈会是2019年（直到现在这个座谈会还在坚持）。在厉先生2020年8月底住院前，每年底最后一次会后，厉先生和何师母都要邀请与会者及爱人共同聚餐、辞旧迎新、相互祝福，也特别向家人们致以谢意。我能体会到厉先生的细致入微，感受到厉先生为大家营造的亲切氛围，使这个座谈会不仅谈的畅快，而且聚的紧密。虽然在长达近30年时间里个别人员有进有出，但总体稳定，一直活跃到现在，应当是不多见的。这与厉先生、董先生、高先生的号召力分不开，尤其是与贯穿始终的厉先生的心血付出分不开。

厉先生对师长极为敬重。在厉先生丰硕著述中，与人合作完成的是很少的，这与厉先生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有很大关系，但其中有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是与厉先生的老师合作完成的。一部是与罗志如先生（早年留洋，建国初期教授）合作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这部著作史料扎实，思想深刻，文字也优美，是在罗志如先生长期积累资料基础上，并在罗先生指导下由厉先生完成的著作。原因是罗先生到晚年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睛吃力、精力不济，厉先生作为罗先生的学生后辈，协助罗先生最终完成。当然，这也体现了罗先生对厉先生的信任。另一部是前面提到过的与陈振汉先生合作完成的《工业区位理论》，也是因为陈先生晚年身体原因，由厉先生协助完成。这种默默地为老师做出贡献的努力，给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

2013年，我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张友仁先生九十大寿。张先生八十大寿时我们原准备庆贺一番，但在临近前几天，师母张秋舫先生忽发疾病不幸去世，未能如愿。所以九十大寿时想做一祝寿活动，但张先生不想太热闹，嘱我只约几位学生即可。遵照张先生意见，我在北大博雅酒店预定了一桌酒席，张先生邀请了厉以宁先生、林毅夫教授等几位。林毅夫教授是张先生的硕士生，高我一届（1981级），但厉先生是张先生的学生一事，我并不知晓。席间，厉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年毕业时是张先生作为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毕业分配工作时，厉先生是受到冷落的，并未留校，被分配到一所市级党校，是张先生（时任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著名的樊弘先生（早年留洋，建国初期教授））力排众议，坚决要求把厉先生留在系里的。那天祝寿喜筵上，厉先生特别感谢张先生，深切地表达敬意，并提议他、毅夫教授和我三人，作为张先生的不同时代的学生与张先生合影留念（那天毅夫教授还专门为张先生写了幅祝寿的条幅）。我是不敢与厉先生和毅夫教授并论的，但那天喜筵上厉先生对张先生的敬重之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厉先生十分受学生的爱戴，他也挚爱着他的学生们。记得是从1989年起，那年厉先生马上进入60岁，这是个很重要的年份，所以在1989年11月厉先生过生日时，彭松建、刘天申、杨德明、李庆云、朱善利和我等几位学生辈的，提出要为厉先生做寿，地点选在当时海淀镇里区政府办公小院东侧的鸿宾楼吃涮火锅。后来九十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每年参加厉先生庆生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学生还专门从外地赶来。记得在安徽马鞍山工作的鲍寿柏是六十年代北大学生，几乎每年都来为厉先生祝寿，还有许多新老学生，我也不熟悉，大家欢聚一堂为厉先生祝福，那种热烈亲切欢快的气氛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无比的温暖。

厉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朱善利，和我是大学同学，也是硕士研究生时同届同学。为人正派、善良向上、严于律己、业精人勤，深得厉先生信任和喜爱，不幸的是在2015年英年早逝。厉先生对善利的离世悲痛极了，特别写下了悼念的词《南歌子·悼念朱善利同学》（2015年9月22日）：“永记师生谊，相交兄弟情。追思往事泪难停，三十余年一晃似流星。院务精心注，教书尽力倾。学风树立悄无声，离去匆忙病榻再叮咛。”词中体现的厉先生对善利的情份之深厚，难以想象。

这几天学校在北大大讲堂设了灵堂，计划7号就要举行告别仪式，送厉先生最后一程。一代宗师，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永远怀念厉先生！感谢伟大的时代！